王红艳的身份家庭没什么问题，问题较大的是她为人的性格和人际关系。
她凭借父母亲戚的关系，在肉联厂嚣张跋扈，一言不合就怼人，得罪了很多人，穿着也比较异类，跟许多男同志都有暧昧不清的关系。
公安对她的人际关系进行调查，发现她虽然跟多个男同志经常约会，但从那些男同志的嘴里得知，她只跟他们吃饭逛公园看电影等等，并没有进一步的关系。
一到夜晚，王红艳就会回到她自己的屋里，不准任何男同志跟她一起回去。
跟她同一个大院的邻居们说，王红艳每晚九点以前必会回到自己的屋里，之后不会再出大院，夜里一直都是安安静静的。
不过有个半夜起来给孩子把尿的妇女，曾有好几次听到王红艳屋里，传来男女做那事儿的声音。
虽然动静很小，王红艳也像是刻意压着嗓子在叫，在那夜深人静的夜晚，还是被起夜的妇女听得清清楚楚。
公安一开始以为王红艳就喜欢光撒网，喜欢跟不同的男同志约会，享受被追求的感觉，也以为王红艳是跟崔天路在夜里做那事儿。
毕竟两人根据肉联厂和亲朋的描述，他们处对象一直都是亲亲热热的黏在一起，两个人又都是不安分的主儿，各自在外撒网，夜晚凑在一起做那事儿也很合理。
只是付靳锋对此一直存疑，王红艳明明是家里的独生女，她父母都是机关单位的领导，家里按照规定分配了一个一套三的大房子，她父母对她也很不错，她放着好好的大房子不住，为什么非要住进肉联厂分的十几平小房子里？
她白天下班后跟不同的男同志约会，夜晚却背着大院的人偷偷跟崔天路做那事儿？怎么想都觉得不符合常理。
王红艳和崔天路是互相宣布，对方父母都认同了的男女对象关系，两人要真在婚前发生关系，崔天路可以大大方方的到她家去，何必偷偷摸摸夜深人静去，没让同院的人看到一次。
对此，王红艳自述，案发的那天，她是跟崔天路吵了一架，吵架是因为工作问题，案发当晚，因为下雨的缘故，她一直都在房里，哪都没去，还说同院的人可以作证。
同院的人的确是在下雨过后见过她，但她自我优越感极高，平时不会跟同院的人多说一句话，也不会有过多的接触，那天下雨之后她就回到屋里去了，同院的人也在忙自己家的事儿，都没人注意到接下来的几个小时她有没有冒雨出去。
王红艳不在凶案现场的证词并不完美，公安对她的住所进行调查，发现她屋里除了她用的东西以外，基本没有男同志用的东西，问她是不是跟崔天路晚上在屋里做事儿的时候，她眼神闪烁，嘴里支支吾吾说不出个所以然。
付靳锋觉得她很不对劲，让刑侦科的几个同事跟踪了她两天，这两天她衣食住行都很正常，只是不再跟其他男同志约会，神色也一天比一天憔悴，看着像是受到了什么惊吓。
他们对她二次传讯审问，她的供词还是跟之前一样，在问及为什么要跟崔天路偷偷摸摸做那事儿的时候，这次她说了一句‘这是我的个人私事，公安同志没权探究我的隐私吧？’，问她是否遇到困难，需不需要公安同志帮忙，她保持沉默。
公安又问，她是否见过杀死崔天路的凶器，并把凶器拿到她的面前，让她看。
她看了一眼很快回答，说那是崔天路使用的剔骨刀。
崔天路是肉联切割车间的组长，整个车间除了大型的牛羊猪肉需要用机械切割之外，其他肉类及骨头类，都需要工人用剔骨尖刀把肉切割，或把骨头上的肉都给剃下来分装好，由厂里的运输车分装到各个供销社、菜市场、国营商店、副食店等地方售卖。
分割车间的工人，人手一把剔骨刀，还有菜刀、切刀等等诸多用来切割肉类的工具。
这些工具，都放在车间配置的一个工具室里，由车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