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守仁道：“现在分值出来了，您想怎么办？您是一般人呢，还是“聪明资金？””

蔡文静白了他一眼：“你就成天取笑你大姐吧！”

“对了，我还有一个问题，在高新工地，您说想成立三江公司的时候，给我说过一点什么“老巴””的《规则》，说的很少，我也基本没记住到底都有啥？现在您有时间，给我讲一讲。”

钱守仁道：“哎呀，这我可不大能记得住。好像在“给股东的一封信”里有写到，我想想啊，是哪一年？”

蔡文静道：“现在上网查一查，行吧？”

办公室的电脑里，钱守仁有一个股票文件夹，里面有一个文档，是他收集的“老巴”历年“写给股东的一封信”。他记起来了，在1961年的信中，有关于《规则》的描述，算了，那就在物资部的电脑上，先查一查。

蔡文静网上找到了1961年“老巴写给股东的一封信”，没有找到钱守仁所说的《规则》，却意外地看到了信中“我们在1961年的表现”：

1961 年，包括分红，道琼斯指数上升了 222，而我们的收益率是 459。

蔡文静道：“怪道您成天“老巴，老巴”的，人家确实厉害，真不愧是“股神”！一年的收益率这么高。”

钱守仁道：“说股神厉害，不是厉害到一年的收益率这么高。人家最大的厉害，是不管市场如何涨跌，人家就从来没有亏损过，每年都是正收益。这个您可以先查一查他刚开始10年的收益。”

蔡文静在网上找到了相关的数据，拉来纸笔，记录下“老巴”从1956年5月1日开始，到1969年的业绩总览情况：

1957年，收益104，当年道琼斯-84，超额188；

1958年，收益1409，当年道琼斯385，超额24；

1959年，收益259，当年道琼斯199，超额6；

1960年，收益228，当年道琼斯-63，超额291；

1961年，收益459，当年道琼斯224，超额235；

1962年，收益139，当年道琼斯-76，超额215；

1963年，收益387，当年道琼斯207，超额18；

1964年，收益278，当年道琼斯187，超额91；

1965年，收益472，当年道琼斯142，超额33；

1966年，收益204，当年道琼斯-156，超额36；

1967年，收益359，当年道琼斯19，超额169；

1968年，收益588，当年道琼斯77，超额511；

1969年，收益68，当年道琼斯-116，超额184；

蔡文静简直看呆了，一边抄写，一边赞叹不绝，“老巴”啊，你太牛了！这长的是人的脑子吗？

钱守仁道：““老巴”的收益，计算到1969年，13年时间，已经翻了28倍；而同期的道琼斯指数，涨了25倍。”

他继续道：““老巴”的投资收益确实每年是正收益，但是他的计算方法和一般人略有不同，就是前面我给你们讲的那个“透视盈余”，他不是以股票在市场上的价格来计算收益的，而是以股票自身的价值来计算的。”

“就像前两年，贵州茅台年报是盈利的，但是在二级市场上，股价下跌，咱们是亏损的。如果“老巴”计算的话，他会计算成盈利的。他认为市场定价机制有时候是失效的。所以他才能在别人恐惧的时候贪婪，买到低价的筹码。”

“而且，他认为，只要是跑赢了大盘，就算胜利。您看，人家就是一直胜利，一直进步，从不倒退一步。”

蔡文静“啧啧”之余，道：“被您带偏了，《规则》在哪一年？赶紧想！”

钱守仁想不出来，但绝对就在那几年“给股东的一封信中”。还是要到办公室的电脑中去查才行。

他们又一起来到办公室。钱守仁掏钥匙开门，办公室好热。蔡文静找空调遥控板，他打开电脑，很快，就翻到了，在1962年的信中，蔡文静把他从椅子上拉起来，自己看起来：

基本规则

由于有合伙人坦白地承认看不太懂我的整一封信，尤其是我也把这信写得越来越长。我觉得在此再次强调几个关于我们合伙企业的基本规则。当然有些合伙人会觉得这种反复的重复实在让人难以忍受，但我宁愿十个合伙人中有九个感到无聊郁闷，也不愿有一个合伙人误解了其中一些基本的规则。

1、任何保证给予一定回报率的承诺都是放屁（我们这里当然也没有这种承诺）。

2、在任何一年中，如果我们未能取得 6的回报率，则下一年中那些选择每月收到一定资金的合伙人会发现收到资金将有所减少。

3、我们所提到的年回报率，是指我们投资组合的市场价值与其年初时的市场价值的对比。这跟我们的税收情况没有关联。

4、至于我们在一年到底是做得好还是不好，主要要看道琼斯指数的情况而定，而不是看我们的绝对收益情况。只要我们战胜了道琼斯指数，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