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康四年二月辛巳，时年十二岁的刘羡正式开始守孝。

作为自两汉年间因尊崇儒术逐渐普及的民俗，守孝之礼在西晋时期不仅没有减弱，反而发展到登峰造极。

按照《礼记》中记载，在服丧期间，为体现孝心，守孝者的饮食要格外注意：如头三日不食，出殡后方可食粥；等到了百日卒哭之后，才可以疏食水饮，也就是吃点粗茶淡饭；而一年小祥以后，才可以吃菜果；两年大祥之后，才可以用酱油盐调味；等到守孝期满，才可以正常饮食，也就是可以吃肉了。

居住方面也是如此：在死者未下葬之前，孝子要居住在临时搭建的简陋棚屋之中；下葬之后，棚屋内壁可以涂泥挡风；百日之后，可以对棚屋稍加整理；一年小祥，可以拆除改建棚屋，用白灰涂墙，铺用普通枕席；大祥时，就可以回到平常的房屋，但不能用床；守孝期满，就不做要求了。

这样苛刻的守孝内容，既妨碍生产，也毁坏人的肌体，在生活中自然是很难完全遵守的。

两汉期间，能够按《礼记》执行下去的孝子，不能说凤毛麟角，只能说完全没有。被地方当做道德表率推举上来的孝廉，既有守孝了二十年，期间和妻子连生数子的，比如汉桓帝时之赵宣，也有先故作不孝姿态，然后假装幡然醒悟，痛改前非的，比如汉明帝时之许武。所以当时有民谣讥讽说：“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

所以说，能够忍住世俗诱惑，不折不扣地守孝三年的，就已经是当时知名的大孝子了。比如汉末时的袁绍，先服母丧，再服父丧，守孝六年，因此闻名天下，人人以为贤。相比之下，被察举为孝廉的曹操，却没有拿得出手的事迹。

但到了西晋时期，守孝之礼受到了空前重视，从上到下形成了一种“死孝”的氛围。前些年，河东王接丧母，他为母守孝三年，严格执行《礼记》的饮食要求，以致于“柴毁骨立”，仿佛饿殍。而平阳王延更是夸张，据说他九岁丧母，守孝期间，三年泣血，几至灭性，后来每年遭逢忌日，都要哀嚎悲泣十余日。哪怕是阮籍这样，以放荡不羁，蔑视礼法闻名的隐士，也不免要遵守吊祭之礼，只是具体细节不合常规罢了。

守孝到几乎要死人的地步，这当然是不合时宜的。但一样风俗能够发展到这种地步，自然也有时代独特的原因，说来无非是两条：

一是经过数百年的权力斗争后，士族终于争得了应有的权力地位，也要付出相应的代价。

他们标榜自己的德行清高异于常人，应该获得权力，那自然也要表现出相应的情操。而孝字作为儒学之首，正该是他们大作文章的地方。但至于是不是名副其实，这恐怕就要另行考量了。

二是司马氏以篡权弑君夺得帝位，有违儒家提倡的忠君之道。但身为皇帝，也必须吹捧自己的德行，那便不得不在其他诸如仁恕、宽和等方向找补，如此才能符合“天家”之德。

而其中孝之一道尤为重要。齐王司马攸身为宗室之首，以身作则，先为晋景帝守孝，再为晋文帝守孝，又服侍羊、张两位母后，也一度形销骨立，这才海内归心。天子司马炎稍不如兄弟，但也在行政上大肆提倡孝道。所谓上行下效，“死孝”之风自然是席卷九州，创历代之最。

不过这些对于刘羡来说，没有什么意义。他此时守孝，既不是作秀般的死孝，也不是敷衍般的走走过程。

由于早年跟随陈寿读书的时候，陈寿就在守孝，刘羡随之一起饮食，早就适应过守孝的生活，此时再经历一遍，他并不会感到什么不适。

但他此时也不想像其余那些守孝者一样，天天在墓碑前痛哭流涕。因为看到张希妙的墓碑，他立刻会记起母亲生前的教诲，感受到沉甸甸的负担。流泪是承受不了负担的表现，他必须向母亲证明，自己能够坚强地走下去。

所以刘羡婉拒了费秀等人派人照顾的要求，哪怕才十二岁，他就自己动手，专门在靠近母亲的墓地旁，找一处平缓处建造木屋。他砍除荆棘杂草，打下木桩，上面铺上木板，搭建起一座一丈见方的木屋，形制与当年陈寿的小屋差不太多。也是住宿之外，又在侧面搭一个读书这样的顶棚。唯一的区别就是，刘羡日常还要练剑术与射术，所以还立了一些草人做靶子。

一切准备完毕之后，刘羡又到东坞，让朱浮运了整整一车书籍过来，在卸下书籍和日用的一些物品后，刘羡就打发朱浮回去了。临走前约好，每隔十天，朱浮来送一些日用品，并带一些换洗的衣服。

从此以后，刘羡就正式开始了守孝的生活。上午读书，下午练武，傍晚前到母亲墓前问安，诉说自己这一日的所得所获。这是很简单的生活，也是此后刘羡回顾自己一生，可能是最寂寞的一段时光，不过对于此时的他而言，内心却像是雨后的竹林一样清净，他已经有了人生的第一个真正目标，那就是守孝结束后成婚，然后踏入仕途，按照母亲的遗愿，去成都看一看。

但除此之外，他还有一件心事，就是消失的安乐公。虽然已经有一月不见他的踪影，但按照母亲的说法，他是一定会来看望母亲的。刘羡听信张希妙的话，一直在耐心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