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代，武汉大学系有一个“教师天团”，号称“五老八中”。

这十几位大佬一抱团，北大、复旦、南开、南大、江大等老牌文科强校统统不吱声，默认武大系为全国大学文学系之首。

这“五老八中”之所以能威压一代，依靠的可不只是人数多，而是他们在学术领域过硬的本事。

正所谓大学非大楼之谓、乃大师之谓，只要大师足够多，就可以这么牛。

其他大学虽然不缺大师，却没有可以团结起来的“天团。”

除了南大和江大。

南大有“三老”，分别是胡小石、陈中凡和汪辟疆。（真的）

江大也有“三老”：刘登卓、席天平和徐祖瑞。（编的）

南大和江大的三老，完全对标武大的五老，在学术界的地位相当、成就相当，就连年纪都差不多，大多都是1880到1900年左右生人。

只是可惜，从5、60年代开始，这些老一辈学者便陆续凋零，还在人世的寥寥无几，即便还健在，身体也大不如前。

徐祖瑞便是1898年的，今年正好80岁。

这么一大把年纪，竟然还能出来上课、教学生，陈凡除了一句“老当益壮”，也不知道用什么词去形容。

跟着徐教授身后，走到最里面一间办公室。

办公室里有四张办公桌，此时并没有其他人在，徐教授虽然腿脚比较慢，走得却很稳。

他缓缓走到最里面一张办公桌后面、拉开椅子坐下，指了指墙角的几把椅子，“拉把椅子过来坐。”

陈凡拉过椅子坐好，随即将介绍信和录取通知书放到桌角，“徐教授您好，我今天是过来报到的。”

徐教授看了一眼录取通知书，轻轻点了点头，“这个不归我管，待会儿你直接去交到报名处。”

顿了一下，他转头看着陈凡，“你的文章我都看过，文笔比较新颖，文风比较活泼，透着一股新意，非常难得。

一般来说，年轻人学文，总是从模仿开始，但是这一点，在你的文章里面却看不到。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学文的？”

陈凡嘴唇微张，“啊”了一声，才轻声说道，“应该是从学校开始吧，具体也没有特意去学过，就是想到什么就写什么，然后有一段时间只有我一个人，没人可以问、也没有人教，……”

他呵呵笑着开了一句玩笑，“可能就跑偏了吧。”

徐教授却没当玩笑话听，他认真思索了一会儿，才说道，“那你的悟性很不错，虽然文风上看不出师承，却能另辟蹊径、自成体系。”

说到这里，他抬起头看着陈凡，脸色异常认真，“徐天闵先生亦尝言及：‘文学之事，修养为难，技巧甚易。聪慧之士，用功不出五年可以完成矣’。何解？”

陈凡沉吟两秒，“技巧易得、修养难求。技巧说的是写作，是一种方法，而修养却是做学问的根本，或者说是‘道’，综合起来，应该是一个人求学的初衷、方式和目标等全方位的实现。”

徐教授点点头，“然也。你能从书中自悟技巧，可见聪慧，但是若有文人将你的写作技巧提炼出来，教与他人，不出一年，便能学得五六分相似，写写报刊文章、通俗足矣，最多五年，他就能成长为一名合格的写书文人，成就不低于你。

可是文章不代表文气，成就也不代表修养。之前看你的文章，我就有一种感觉，你的文章，没有‘心’。”

陈凡眨眨眼，刚开始有点不太明白，可只过了两三秒，就领会到他的意思，便斟酌着说道，“您的意思是，我学文的初衷或目的不明确？或者文章的立意不清晰？”

徐教授缓缓点头，“可以这么说。”

顿了一下，他举了个栗子，“众所周知，鲁迅学文，是为了以文治人、进而救国，这便是‘文心’的体现。

但是并不是说，文心一定要体现在家国大义上。当然，以家国大义为核心的文人，立意肯定要高三分，可其他方式也能体现一个文人的文心。

比如中国现代文学有四大流派，分别是鸳鸯蝴蝶派、新月派、荷花淀派和山药蛋派。

鸳鸯蝴蝶派以张恨水为代表，《金粉世家》、《啼笑姻缘》都是其代表作。

新月派源于胡适、徐志摩、梁启超等人组建的一个俱乐部，他们谈风论月、突出消遣娱乐，因崇拜泰戈尔而以其《新月集》命名。你可以鄙视他们在国难当头时还歌舞升平，甚至于人品如何，却不能否认他们的才气横溢。

这样的文心、也是文心。

还有荷花淀派的浪漫主义和乐观精神，以及以赵树理为首的乡土文学作家，他们组建的山药蛋派。”

徐教授简单介绍一遍，看着陈凡说道，“你写过干部下乡、写过百姓抗战、写过知青的低沉与奋斗，也写过《疍家渔船》这种现实主义作品，哦，前些天还听小何说、你新写了一本《上海谍影》的。

那现在我问问你，你的文心是什么？”

陈凡抿着嘴眼睛狂眨，我的文心是什么？

毫无疑问，肯定是先赚稿费、后赚版税啊！

但是这话不能说，要不然不是自己被打死，就是老人家被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