娼，他虽然没娶媳妇儿，但那些跟随自己到河东的老兵们临行前很多都是突击结婚，刚度了蜜月便跟自己远行。初尝滋味的老兵们日子很难熬，可军纪难违。赵柽考虑到部队的士气和官兵们的生理需要，便借春节休假的机会将这些家属接来让他们团聚。他将探亲的家属安排在太原城中的老营中住下，派专人照顾，让襄邑籍的老兵们轮流进城与亲人团聚，自己也抽时间亲自探望慰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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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各衙门封印放假，但忠勇军正是训练关键的时候，赵柽只准了七天，他回到了城中的经略司衙门还有一件大事与何去非等人商议。随着襄邑军在战场上的胜利和他灵活的处事手段，经过这一年基本已经在河东路站稳了脚跟，但是他也感到了危机，就是自己的班底武重文轻。

从长远来说，自己的治世理念难以推行，还要依靠旧官僚队伍维持统治，即使自己军事上取得了胜利，也只是老瓶装新酒，穿新鞋走老路，结果就是一切结束后，自己成为一个闲散王爷，甚至提前上演‘风波亭’；从眼前看，地方上自己虽然站稳了脚跟，上上下下俨然以他为首，但是这些人中很多都是投机分子，对自己阴奉阳违，在背后扇阴风，点鬼火。

一个王朝的长治久安，不在于它是否消除外部的不安定因素，而在于它的自身机制与统治策略，否则即使是贩夫走卒也一样能够崛起于阡陌之中，一呼百应地斩木为兵揭竿而起。自己所在的晋阳城的毁灭，就是一出令人难以释怀的历史悲剧，没有政治上志同道合的治世人才，即使攻城掠地，打下大片的土地早晚也是竹篮打水一场空，自己白忙一场，依然改变不了亡国的结局。

作为后来者，赵柽知道宋朝弱而不弱，苦苦挣扎了三百年是因为这个朝代曾在危难之间涌现了一大批优秀的有真才识学的学者型官员，他们亦官亦文，虽然政见不一，但文化人格上能互相尊重，甚至还彼此呼应。

当然文人作官有弊端，比如说过于理想化，感性，意气用事，过于耿直，不善变通，但文人作官最能保持其独特的文化人格，能很好的引导社会之学风，净化社会之风气，这是纯粹官僚所不具备的。文人学者在为官的同时，他们还受着书香的熏陶，维护着良知的善恶，受传统仁义礼智信教化的影响，不但要做官，还要尽心去做好官、清官，为人民谋福祉。

纯粹的官僚目的很明确，就是要作官，做大官，为此可以不择手段，颠倒黑白，排斥异己，结党营私，好坏对于他们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自身的利益最大化。而宋朝当下官场便是这样，浮躁，虚夸，**成风，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已经成为了背影，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比比皆是，受苦的都是百姓。

再看看现在的官员，个个象大爷，不管职位多高，外出鸣锣开道，前呼后涌，搂钱享乐，杯觥交错中忘记了自己是谁，试想还能有多少时间能静下心学习深造，深入基层，了解民情，反思施政呢？像蔡攸、梁师成之流都是不学无术，如果谁能在公众场合引用个一两句诗句，就显得很稀奇，便被众人冠以儒雅的美誉，这真不知道是悲哀还是讽刺，是社会的悲哀，还是政治的悲哀！

而作为培养知识分子的州府学堂，甚至太学，一些人也不是安心育人做学问，那里也成了另一个名利场，就如同现在的一些‘叫兽’，靠造假、抄袭起家，名片之上侧重的却是处级、厅级、部级之头衔，等级之森严，往往少了高校的纯净，书生的影像，学问成了政治资本，成了政治环。即使那些进士出身的官员多少有些浮夸、做作之嫌，他们也不过想为自己博得一个儒雅亲民的头衔，好为以后的政治生涯渲染一个良好的环境，一旦原形毕露，却发现原来一切都是虚假。

宋朝选拔官员主要的途径是科举，但是随着社会的演变，已经出现了许多弊端，丧失了公平性，一些落第者不免心生怨念，导致落第者既不能加入宋朝政权以致“富贵”，就免不了背叛宋廷，以其他方式“自致富贵”了。

落第者背叛宋朝，在宋代是很严重的社会现象，《水浒传中的王伦说的最明白：我却是个不及第的秀才，因鸟气，合着杜迁来这里落草，续后宋万来，聚集这许多人马伴当……这种事件分为两类，一类是谋逆，即自建游民武装，试图与宋廷争夺政权。区希范、孔直温、刘邕、刘沔、胡信、都是活生生的例子，即使震动朝野的侬智高反宋，其中也有黄师密、黄玮等落第者参与。背叛宋廷的另一个表现，则是叛国，即加入到与宋朝敌对的政权中云，最著名的例子莫过于景佑年间落第者张元、吴昊叛往西夏，加剧宋朝西北边境之患。

面对落第者不能加入宋廷“致富贵”而背叛的局面，宋廷只好扩大“共保富贵”的范围，想方设法将具有政治威胁的落第者纳入到政权中来。正是根据这样的逻辑，宋代出现“仕途捷径无过贼，上将奇谋只是招”、“欲得官杀人放火受招安”的情况。用朱熹的话说，“今日学校科举不成法。上之人分明以贼盗遇士，士亦分明以盗贼自处，动不动便鼓噪作闹，以相迫胁，非盗贼而何？”

经略制置司掌一路军政，有征辟、举荐官员的权力，童贯就是凭借着这种优势提拔亲